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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增加80万
专家呼吁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但一个不容乐观的数字是，2003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
　　
4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的扶贫开发研讨会”上，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队长鲜祖德解释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去年安徽、河南、黑龙江和陕西等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经济增长与贫困人口增加

根据2003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2003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由上年的人均纯收入627元调整为637元。按此标准，2003年底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900万，比上年增加80万，贫困发生率为3.1%。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5617万，比上年减少208万，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6%。

会议中透露的另一组不容忽视的数字是：1990年至1999年间每年绝对贫困人口脱贫680万左右，2000年脱贫200万，2001年脱贫273万，2002年脱贫107万。自2000年以来，虽然国家的扶贫资金在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每年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数字在不断下降。
　　
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使这些绝对贫困人口得到任何的收益，反而越来越拉大了贫富分化的距离。
　　
来自民政部门的统计显示，全国有1972万农村人口因为重残、重伤、重病等原因已经到了“不救不活”的程度。
　　
“只要给我30亿元，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特困人口的问题。”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大声呼吁。
　　
在过去的一年中，王振耀领导的部门将全国1972万特困人口一一登记在案，并给每人发放特困卡。但每年可供他的部门支配的资金只有22亿元，除了扶贫外还要应付自然灾害。由于无法向中央财政申请更多的资金，为了解决这些特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他四处向各省政府游说，希望他们给予这些登记在册的人口每月发放5元的生活补助。
　　
扶贫定位、制度创新与执行
　　
“自然灾害”造成绝对贫困人口增加，这个理由并不能使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专家信服。
　　
有“三农问题元老”之称的杜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他指出扶贫的重点首先在于中央政府的定位。
　　
这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认为，中国的农民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政府在制定改革的国策时应该考虑到全体公民的公平分配问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考虑如何使贫困人口受益。
　　
他介绍，中国过去的扶贫经验是“制度创新”，比如土地改革、家庭承包制。目前的扶贫工作应该立足于促进当地全面的社会发展，而不能只建立在提高GDP的基础上。全面的社会发展包括义务教育普及，社区环境的改变，农民的生活设施的改善，住房、交通、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提高等。
　　
目前每年农民收入的15％到20％用到子女教育，而在贫困农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费用占40％左右。杜润生呼吁政府能够真正普遍推广农村义务教育。
　　
另外，他还建议在西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引更多的就业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议在加强统筹扶贫政策的同时监督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款的使用。
　　
“每年中央财政由于转移支付的资金有8000亿元人民币。即使只有4000亿元，不但是温饱问题可以解决，也完全可以解决农村的义务教仪、医疗保险等所有问题。”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学者汤敏认为，解决年收入在637元以下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尽快建立农村的“最低保障制度”，把“造血机制”变成“输血机制”。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人口主要是缺乏劳动能力或基本生存条件的人群，对于这些人口如果继续沿用开发型扶贫方式，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而以“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所需资金很少，中国政府完全具有这样的财力和能力。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最后总结，扶贫不但要靠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更需要人的执行：一方面需要中央领导重视和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还需要各级干部的积极协助，另外还需要群众的参与，包括怎样把贫困地区的救助对象的积极性发挥起来，在被救助过程当中发展自己。